平博上海真爱咖啡？

　　平博我重视每个农历新年开工后的第一杯咖啡。喝什么，在哪儿喝，和谁喝，仿佛都决定了这一年的调性和走向。

　　记得2023年正月初八，我喝了开工后的第一杯咖啡，在“1927.鲁迅内山纪念书局”，买了一本《鲁迅信札藏笺》和日式咖啡“朝花夕拾”。

　　这杯洒着茉莉和栀子花干花的拿铁，让我有了春节里独处片刻的惬意，甚至还得瑟起来，发了个朋友圈：年过到这会儿，很多片段开始属于自己。

　　而2024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15:30，四位友人同事齐刷刷坐进总部大院的COSTA咖啡店。上一次在这儿相聚是小年夜，跨过春节，其实没隔几天，仿佛分开很久。一人一杯热美式，问店员倒了一小杯冷鲜奶，每人纸杯里倒一点，然后碰杯。新一年，有这杯咖啡的仪式感，就算开始了！

　　有人计算过，如果人平均一生的寿命是78岁，留给自己线年。而人到中年，属于自己的时光更是被切割得细碎。难怪这些年有那么多一天之中雷打不动两杯咖啡的人，这不仅是生理需要，更是精神依赖。咖啡时间创造了无数碎片式快乐的连缀接续，于是才弥足珍贵吧。

　　。而承办本届上海国际咖啡文化届的友人，本周还给了我两个文创“上海咖啡杯”。在上海63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平均每平方公里有约1.5家咖啡店。作为上海咖啡店地均密度最高的城区，截至2023年11月，黄浦区咖啡店数量达509家，黄浦区人均咖啡年消费量为40.95杯，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24.81家咖啡店。

　　在我生活的新华路街道，也星罗棋布着各种维度的咖啡馆，上海的第一个咖啡戏剧节，也在街道辖区内的上生新所哥伦比亚花园。

　　凯田路是这一带最年轻的马路，坐落于原上钢十厂改造而来的商贸片区长宁国际，将这个CBD一分为二，极具金属质感，是一条少为人知却卧虎藏龙的咖啡街。

　　衡山路的店开开关关，能坚守风格独树一帜不盲从的店寥寥。26岁的凯文咖啡馆在2023年3月正式关门，这让很多上海人惆怅不已。这家老派而风雅的咖啡馆有我这代人的很多记忆。见证了上海可能最好的年华。最后一次去凯文咖啡时，我破天荒在咖啡里加了一袋糖。

　　值得欣慰的是，暂别一年后，在凯文公寓底楼凯文咖啡的原址，又开了一家相近调性的咖啡馆，名字里也包含“凯文”，似乎是凯文咖啡转世而来。这倒也平常，不平常的是，这件小事，竟不期然上了上海本地的官方媒体。

　　胡同里也没找到咖啡馆。有卤煮店，爆肚店，烤串店，网红肥肠店，牛肉面店，烟杂店……却没有咖啡馆。

　　又一日，友人来约我吃晚餐。我们从建国门外大街刷步到国贸二期，帝都最繁华现代化的CBD，建筑恢弘，横平竖直的马路是上海的两倍宽，但咖啡馆的密度在我这个魔都人眼中很低。

　　我一路走一路想，如果只能选一样东西喝，可能北方人喝酒，南方人喝茶，上海人喝咖啡。习惯了有9553家咖啡馆和不计其数的便利店的上海生活，去哪儿都觉得少了点咖啡香。

　　在帝都的国贸顶层，小200一杯的咖啡我实在点不下去手，尽管花的是友人的钱。咖啡既无稀有性，也谈不上文化价值，超高的溢价，交的都是智商税。上海人固然讲情调，但同样注重商业逻辑。

　　其实帝都咖啡馆并不少，可能因为它太大太宏阔了。在《2024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中，主要咖啡城市门店数据显示，广州、北京、深圳、成都分列我国城市排名的第2至5位。

　　至2024年3月，国内连锁咖啡门店共计52308家。排名前十的分别是：瑞幸、星巴克、库迪、幸运咖、沪咖、Manner、北美传奇、春莱、挪瓦、M stand。中国人均年咖啡消费量从2016年的9杯，上升至2023年的16.74杯。

　　2022年12月底，病毒转阴后，我初次出门，是去了汉口路申报馆大楼的THE PRESS。味觉远未恢复，嗅觉暂且迟钝，但我仍觉得需要堂饮一杯咖啡，衔接过去、当下与未来。

　　在这间兼营咖啡的西餐馆，我喝最苦的咖啡，吃最甜的蛋糕，给甘苦交融的2022年划一个句号。｜“渴则饮以浓茶，如有咖啡茶则更好”

　　上海人是泡在咖啡里长大的。每天，好友在我们的七人小群里召唤“下来咖啡啦”，有时凑巧在一起，我们会在我们的“夜东京”相聚吃咖啡，有时会在群里各晒一杯当天的咖啡。

　　儿子在读小学中高年级时，假期里已与同学小伙伴相约咖啡馆了，对摩卡、拿铁、澳白、手冲等如数家珍。如今读初二的儿子和伙伴们则更喜欢买杯咖啡边走边喝，据说“10后”年轻人都更接受这种随意模式。

　　同事间若谁发生了什么好事，比如评上职称、获得先进、光荣退休等等，最起码是要请客喝咖啡的，这是惯例。

　　如果发生矛盾，需要沟通，也是相约喝杯咖啡。没有一杯咖啡压不下去的明火，如果有，那就两杯。而单位总部园子里也有COSTA咖啡馆、机器人咖啡机、便利店咖啡等多梯度的咖啡售卖场所。

　　上海大大小小咖啡馆里坐着的不仅是时尚男女，更有不少爷叔阿姨。咖啡馆是都市人短暂出离现实的最方便去处，是不必作表情的地方，是永远的舒适圈。

　　再无聊的人，因为每天的一两杯咖啡，也似乎有了灵魂的寄放之处和精神世界的自融自洽。

　　记得2022年上海疫情严重即将全域静态管理时，绝大多数独立咖啡馆早已打烊，我溜达到武康路兴国路淮海路交叉口的星巴克。在能看到武康大楼的地方喝杯摩卡，春天就不那么苦涩紧张了吧。

　　店里温煦，人也并不少。坐了片刻，看到两位女警沿街走进咖啡馆，我以为疫情要封店，下意识端起咖啡准备快速撤离，只听见一位女警说，今天营业伐？阿拉买两杯咖啡。

　　毫无疑问，上海是对咖啡有着最高认可度和依赖度的中国城市之一。咖啡文化与上海渊源深厚，脉络清晰。咖啡文化的主角并不只有咖啡，更有咖啡馆，有这座城市支持实体店良性发展的善意和魅力。

　　1853年，英国药剂师劳惠霖开在花园弄1号的老德记药店，是上海最早提供咖啡售卖的场所。

　　19世纪60年代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饭店、俱乐部等场所中大多附设了咖啡室，上海市民也逐渐接受了这种口感酸苦能提神的棕色“神药”带来的西式生活方式。

　　1886年，当时作为公共租界的虹口出现了第一家独营咖啡馆——虹口咖啡馆，面向航海人员开放。

　　1909年，朱文炳的《海上竹枝词》中描写咖啡的诗句很是形象：“卡啡何物共呼名，市上相传豆制成。色类沙糖甜带苦，西人每食代茶烹。”

　　而中国最早的西餐烹饪书籍《造洋饭书》中，提到洋人餐后饮咖啡有助消化，并将咖啡翻译为“磕肥”，让人望文生义咖啡能燃脂减肥。

　　战争直接导致了寓居上海的外侨人数激增。公啡、上海、光明、沙利文、卡尔顿、惠而康、DD’S等都是旧上海著名的咖啡馆，它们在当时的文艺作品及老照片中频频出现。开咖啡馆的中国人以广东人为主，外国人则多为俄、日、法、意侨和犹太人。据记载，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霞飞路（今淮海路）的咖啡店已达125家。

　　这些咖啡馆在党史中也有着特殊的一笔，因为咖啡馆多在租界，能为革命工作起到特殊掩护作用。鲁迅、丁玲、夏衍、田汉、柔石等经常去的公啡咖啡馆就在今天的四川北路多伦路转角。鲁迅日记里也曾多次出现类似“午后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的记录。

　　当年鲁迅与左联领导成员、地下党代表秘密接头聚叙的地点经常设在公啡咖啡馆二楼包间，1929年左联第一次筹备会就在此举行。而旧日霞飞路上的DD’S也是郁达夫、徐志摩、徐悲鸿等社会名流经常出没之处，地下党人常在此传递情报。

　　因为价格不菲，当时上海只有文人墨客、中产及以上人士以及间谍才能时常出入咖啡馆，这方雅致摩登的空间也是他们的第二客厅平博。郁达夫一晚可跑三五家咖啡馆。留学法国的邵洵美、徐志摩等，更将咖啡馆视为都市摩登生活的象征。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不过鲁迅究竟还是喝咖啡的。很多作家与咖啡馆的关系比与出版社的关系还要密切。有句名言，“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巴尔扎克也曾说“三万杯咖啡将是我人生的句点”。

　　在日常生活中，上海牌咖啡是老上海再亲切不过的味道，很多老上海人是从小闻着钢盅锅煮咖啡的香味长大的，工具还有纱布、滤纸等，配料有牛奶、奶油、炼乳、冰激凌等。

　　1949年直至改革开放这30多年时间里，据说中国任何一家咖啡店里飘出的咖啡香都来自上海咖啡厂。

　　上海咖啡厂的前身是成立于1935年的德胜咖啡行，主要以进口生豆焙炒、拼配、现场研磨、烧煮为特色，咖啡制品以C.P.C注册商标销售给上海的西餐馆、咖啡馆等，产品还出口香港，是老上海海派咖啡的代表作，同时还设有门店德胜咖啡馆可供堂饮和零售。

　　20世纪50年代末公私合营后，德胜咖啡行改为上海咖啡厂，成为中国咖啡产品生产与出口的第一家专业企业，一度包揽了全国各宾馆、咖啡馆的咖啡，留下了无数国民记忆。

　　前不久在延安西路散步时，闺蜜说她小时候每当走到这一带，都会闻到咖啡飘香，蔓延好几里，当年上海咖啡厂就在这一带。

　　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上海咖啡厂一度发明了由下脚料咖啡豆与糖粉压实烘干后制成的咖啡茶，这与上海人发明的假领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很多年，一听227克的铁罐咖啡三元五角，在当时几十元工资的上海工薪族眼里仍是高雅生活方式的符号。

　　改革开放后中国速溶咖啡市场崛起。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雀巢咖啡是城市家家户户玻璃橱里的轻奢标配，速溶咖啡一度成了2000年以前大众日常咖啡生活的主流。

　　如今，有时我也会去“上咖”咖啡馆喝杯上海拿铁。上咖咖啡的前世今生犹如一道有着古早荣光又缠绵悱恻的时光之链，如今在上海也有七八家门店平博。

　　以咖啡为核心，还原老上海咖啡最深沉的味道，上咖咖啡馆从咖啡的配比、咖啡豆的甄选、咖啡萃取方式等细节平博，试图逐一复刻还原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海派生活情境。

　　除了美式、意式浓缩、澳白、卡布奇诺等寻常品种之外，还有加了光明冰砖的阿芙佳朵，加入麦乳精的麦香澳白，加入乐口福的上海拿铁，产品线非常丰富。

　　店内还陈设售卖铁罐装上海牌咖啡、麦乳精、乐口福、菊花晶等老派固体饮料，贩卖的不仅是情怀，更有国潮回归的信心。

　　2000年，上海第一家星巴克在力宝广场开业。而我第一次去星巴克是2002年在陆家嘴滨江大道店，那家店当时刚开业不久，一起去的还有发小Steven和他的法国朋友。

　　那个下雨阴冷的深秋上午，坐在通体澄明落地玻璃的店里，我们都被这里摩登开阔的景观惊艳了。过了20年，我依然觉得那是我去过的最美星巴克。而那家星巴克，似乎仍然在。

　　这些年，喝了那么多咖啡，星巴克早已不再是上海咖啡客的上选，还在喝星巴克的人，喝的都是惯性。

　　如今在上海有900多家星巴克门店，是全球门店最多的城市。即便打烊了，灯箱也会整夜亮着。在大众点评APP上输入“星巴克”，我家方圆1公里之内就跳出15家门店，本土品牌瑞幸则有13家门店，而后者在整个上海已有1300多家门店。而上海咖啡界的代表Manner，在方圆1公里之内也有3家。

　　不过在昔日法租界核心地带“巨富长”街区，是独立咖啡馆的天下，那些咖啡馆的名字有些是法文，有些是意大利文，连店名都不太容易念准确。很少有星巴克等连锁咖啡馆。因为这一带的铺面面积很小，达不到星巴克的开店要求。

　　Manner开创了国内咖啡精品小馆的先河，上海是其发源地和重仓城市，在上海有300多家门店，还有自带杯业务。即使在打烊后，店面内部灯光也开着，为都市夜归人照亮回家的路……这也是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城市美学。

　　那些天我在上海社会主义学院读研修班，下午昏昏欲睡，课间休息时邻座不期然塞给我一杯Manner咖啡。第一口咖啡入喉，感觉即刻焕发，一杯下肚，全身细胞仿佛被充了氧。一杯咖啡，瞬间拉近了我与邻座的心理距离。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的最初10年，正是我闹猛的年纪，上海的消费和情绪曲线都在上升，我去过也写过不计其数的独立咖啡馆和宾馆酒店的咖啡馆。

　　常去的连锁咖啡馆是“真锅”，它的创始人是真锅国雄。至今回想起来，我对早期的“真锅”仍是怀有好感的，尽管它后来式微了。早期真锅咖啡店店堂普遍宽适、明亮，毫不逼仄，吧台后面制作咖啡的是围着白绿相间围裙的清爽男人。他们剪着寸头，手指修长而白皙，有点矜持，手艺却很精湛。我还记得真锅的法国香榭和蓝山，记得冬日窝在沙发里看书的那份闲适。

　　同一时代还有“上岛”“两岸”“迪欧”这类复合型休闲餐饮咖啡店，它们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出现，群雄割据，然后又满满淡出视野，难以尽数其中的热情与冒险的罗曼史，如同我们逐渐远去的青春。

　　上海连锁咖啡市场也在不断迭代，如卖空间的星巴克、Costa，卖产品的瑞幸、Manner和挪瓦，卖审美的M stand、Seesaw和蓝瓶咖啡……他们都将上海作为第一线年中国咖啡市场整体投融资有些降温，然而部分中国咖啡品牌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2023年有9个咖啡品牌公开披露的融资金额过亿，其中包括M stand等，这不仅体现了咖啡行业的超强吸金能力，也反映了资本对咖啡市场未来增长潜力的认可。

　　不过这些品牌除了单纯抢占市场空间外，还应持续加固护城河，夯实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守住江山甚至破圈增长。

　　目前咖啡行业的融资轮次仍处于早期阶段，C轮后的融资寥寥无几。上海成为中国咖啡行业投融资最为重要的城市。

　　听过一句话，上海未必是最赚钱的咖啡市场，但一定是品牌成长土壤最好的城市。

　　友人说，咖啡馆超过一个城市的饱和度反而对经济有反向破坏作用，说明大家忙碌的时间少了，焦虑时间长了，咖啡馆成了偏安一隅成本最低的赋闲避风港。

　　无论如何，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咖啡馆见证了凡人的很多人生时刻。咖啡早已变成了上海的一部分。

　　咖啡、葡萄酒、夜来香、外滩、苏州河、梧桐区、写字楼、繁花、千里江山图、风花雪月、栉风沐雨……一同组成了魔都。

　　咖啡在其他城市可能更多功能是饮品，是社交，而在魔都，却是城市血液里的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