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博喝咖啡1910年来上海必打卡项目

　　平博20世纪初期，上海的咖啡馆业才刚刚起步。在沪洋人们还习惯去总会、西式饭店等附设的咖啡吧或者餐厅喝咖啡。有钱的中国人在改良西餐的番菜馆里，刚学会饭后来杯咖啡助消化。

　　1910年的《上海指南》将“咖啡”列为游沪必须体验的项目之一，颇有点今天网红打卡之意。

　　编者推荐了当时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一家叫“宝利”的咖啡店，对其“洁净”的营业环境甚为推崇，并声称许多人都喜欢去这家店。

　　“宝利”开设于1906年，最初位于福州路，后搬迁至汉口路。除售卖咖啡外，还卖红茶、汽水、冰淇淋和各种点心糖果，从经营范围来看，它和今天的咖啡馆没有分别。在此后的1914年和1923年的《上海指南》中，“宝利”的名字再次出现，声名颇望。但它并不算上海滩最有名的咖啡馆。

　　要知道，在它出现后的二十多年，上海的营业性咖啡馆数量剧增。自1863年海关有记录显示咖啡输入中国以来，每年的咖啡进口量一直处于增长趋势。1920年代后期，咖啡单位价格逐步攀高，中国人的人均消费量也从1913年的0.061斤/万人，增至1935年的10.418斤/万人。

　　到1946年10月平博，全市已有咖啡馆186家，加上其他娱乐场所、西餐馆、饭店等附设的咖啡座，估计上海能喝咖啡的地方有297处。如果再算上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私自经营，不登记在册的酒吧咖啡厅，这数字很有可能达到500处。

　　今天的上海咖啡馆喜欢扎堆的“巨富长”（指今天的巨鹿路、富民路和长乐路地区）在民国时期也聚集了大批咖啡馆。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旧法租界区域始终被咖啡客们津津乐道。

　　这里就不得不提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作为法租界的核心地块，这条马路的咖啡馆情结得益于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流亡上海。“文艺复兴”“ 君士坦丁堡”“卡夫卡斯”……这些名字就充满异域风情的咖啡馆，店主都是俄侨。在这些咖啡馆里随便挑几个白俄客人，就可以找到原来沙俄时期的公爵亲王、大将上校，搞不好还能重组沙俄的陆军参谋部。还有那些白俄侍女，也可能曾是某个公主或者公侯夫人。

　　霞飞路上最有名的咖啡馆莫过于DDS，中国客人昵称为“弟弟斯”，是老上海记忆中的顶级咖啡馆。甚至到了1949年后，因为其过于有名，被南下干部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选作资本家构陷阴谋的场所。DDS其实有2家店，设在霞飞路的是总店，有上下2层，楼上不但售卖咖啡，还有舞池和表演，饮料和食物的价格自然也要比一楼贵一些，另一处分店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

　　别看这家咖啡店汇集的都是中外雅士，它还是地下党接头场所，掩护了不少的革命工作。1929年秋天，李富春和阳翰笙曾在此商谈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合作。

　　与霞飞路一起并列民国上海CBD的南京路和静安寺路，也聚集了相当多的咖啡馆。如沙利文和CPC。两者都有自家的工厂，不同的是，前者经营的点心糖果过于好吃，名声盖过咖啡，后来成为上海益民食品四厂的一部分；而后者自带的烘焙加工厂一直被沿用至1949年后，成为上海咖啡厂的前身。

　　1960年代至1980年代，这是全上海硕果仅存的几处喝咖啡场所之一，甚至一度成为“独苗”。至于如今在南京路上重新开设的东海咖啡馆，其前身马尔斯咖啡馆在当时并不起眼。

　　当然，在花园住宅和新式里弄聚集的愚园路，你还能遇到张爱玲口中“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但是她和友人常去的还是静安寺路上的“凯司令”，倒不是因为这家的咖啡好喝，她更喜欢的是这家的甜点，那份“松香甜”尚能延续至今。

　　另一个咖啡馆的集中地区是虹口，这自然离不开日侨和犹太难民的身影。不过平博，最有名的还要属1928年创造社在今天四川北路武进路口开设的“上海珈琲”。

　　去过日本的朋友一定看得出来，这“珈琲”一词，正是日本人对咖啡的称呼。这家文人所开的咖啡店里还聘请了女招待，一时吸引沪上不少文艺男青年趋之若鹜。有人还声称在该店看到了鲁迅与郁达夫，以至于鲁迅专门写文批驳，也就是他笔下《革命咖啡店》的由来。这家“上海珈琲”并没有因为鲁迅的批评而关门，反而名噪一时，引得越来越多的人上门一探究竟，但很快随着创造社被查封而关停。

　　鲁迅声称自己不喝咖啡，却并不属实。至少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了好几次与许广平和友人去咖啡馆喝咖啡。他曾去过的公咖咖啡馆，装潢与其他咖啡馆的西式风格不同，据说仿东京银座的咖啡馆，是日式风格。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带着周海婴迁入霞飞坊平博，曾和巴金做过邻居。许广平和巴金都有喝咖啡的习惯，许多年后，周海婴还记得他曾多次和小伙伴一起去离霞飞坊不远的DDS买现磨的咖啡粉：

　　“距店几丈远就能闻到烘焙着的咖啡豆的芳香。咖啡豆盛在落地透明长筒形玻璃缸内,颜色有黑棕、棕黑、棕褐、淡棕,依焙炒火候强度而各异。”

　　目前无法得知DDS的咖啡豆都是哪些品种。不过根据研究显示，上海地区输入的咖啡豆在1931年后以荷属东印度（包括今天的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区）、印度、新加坡和巴西为主。

　　一位经手咖啡进出口的洋行雇员也提到：“本行经销苏门答腊、爪哇的生咖啡豆，有4种牌子，分龙（DRAGON）、象（ELEPHANT）、鳄鱼（CROCODILE），其次是猴（MONKEY）”。

　　后来，该行又进口了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的咖啡豆。该行咖啡豆的最大买主是位于南京路的三道司（SANTOS）。这家俄侨经营的咖啡店将买来的生豆放在橱窗里供人浏览，同时还提供烘焙和现磨的业务，顾客也多是外国人。

　　千万不要以为喝咖啡只能在装饰摩登的咖啡馆里，又或者咖啡只属于有钱有闲者的附庸风雅。

　　抗战胜利后，美国兵把战时配给物资向中国市场抛售，上海市面上充斥着各种美货，其中就有雀巢的速溶咖啡，其中位于如今黄浦区东部的中央商场，就是当时此类物资最出名的销售圣地。

　　速溶咖啡冲煮方便，一罐咖啡粉成本可能在一千多元，最少分成20杯，每杯最少可以卖100元，如果加上牛奶和糖，一杯最少可以卖300元，利润还不少。于是，上海街头出现了各种露天咖啡摊，摆设通常是一辆类似现在夜排档的推车，披着一块白色或者格子桌布，车上一般会摆一个小玻璃橱，里面陈列着各种罐头——三花淡奶、可可粉和S.W.咖啡粉。

　　在这些咖啡摊上，西装革履的青年职员与汗流浃背的黄包车夫并肩而坐，大口喝一杯咖啡，再咬一口抹了白脱的烘烤过的吐司。这一刻，咖啡终于跌下了高贵的神坛，走向了普罗大众。

　　这种特殊的咖啡消费现象很快随着上海的解放消亡了。随着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宣布要将大上海改变为一个“生产的城市”，咖啡馆的生意一落千丈。1955年，上海市西餐咖啡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咖啡馆数量进一步减少。1966年，全市西餐馆和咖啡馆只有13家。在特殊时期，更是只有国际饭店、和平饭店和上海咖啡厂几家在苟延残喘。

　　就在大家以为上海咖啡馆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之时，1990年代的怀旧热席卷了上海滩，咖啡馆又得以复苏，直至最近的调查发现，上海的咖啡馆数量已经超越纽约，成为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

　　百多年里，这段“咖啡情缘”曾遭遇起伏与波折，但时过情迁，岁月荏苒，咖啡终究是润物细无声般浸润到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咖啡馆也成为了上海无可替代的城市公共空间。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